法治周末记者高原

在路上，转行做骑随处可以看见飞驰而过的年轻外卖骑手保温箱上写着“美团工资，8000-10000”，转行做骑外卖骑手刘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年轻骑手的转行做骑工资基本都在10000元左右，如果干得多，年轻每个月能挣到15000元。转行做骑

这是年轻刘爽（化名）从山西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，来北京前，转行做骑他在老家修过车、年轻卖过文具，转行做骑还在手套厂做过手套，年轻不过，转行做骑这些工作每月的年轻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，而大城市外卖骑手的转行做骑高薪，让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乡。

从工厂到外卖，这不是刘爽一个人的选择。

根据外卖平台此前发布的数据，仅2020年2月到4月，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，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，其中40%来自制造业工人。

与此同时，根据人社部、工信部发布的《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》显示，2020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，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。

尽管如此，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发现，和刘爽一样的很多骑手，并没有真的排斥回乡进工厂，“如果工资相差不是太大，我还是愿意回家，毕竟回家更稳定一些，也不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在电动车上奔波。”刘爽说。

收入+身份

刘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他平均一天要骑行100多公里，多的时候200公里，配送范围覆盖整个北京东城区。

不过，骑行的里程也对应着不菲的收入。

“一个月能挣10000到15000元，每天工作大概10个小时至13个小时。”刘爽介绍，“遇到天气不好或恶劣天气时会收入高一些，主要看平台活动奖励。”

美团研究院发布的《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》调查报告显示：2020年，有471.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。而根据另一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的《2020蓝骑手发展与保障报告》，当年有114万人通过该平台获得稳定收入。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。从美团研究院在2021年上半年的问卷调查来看，彼时全国骑手的月均收入为4950.8元，其中专送骑手月均收入为5887元，众包骑手月均收入为4557.2元，数据显著均高于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。

除了收入，外卖骑手的身份也在不断得到认同。

在疫情严重地区，由于办公场所、学校和工厂关闭，居家隔离的人们更加依赖网购来补充日常生活所需。有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到，“被隔离在家里时，从窗外看到外卖骑手，就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”。

这个时候，外卖骑手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。有评论称，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冒着比常人更高的感染几率，完成一笔笔订单。他们和医生、护士、警察一样，在保障着社会的正常运转。

法治周末记者曾经采访过武汉一名骑手卢军，在武汉疫情期间，卢军每天要跑一百多公里，派送四五十单到六七十单。“当时很多医院的订单，都是瞒着家里去接的。”卢军说。

在4月7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也肯定了外卖骑手为上海作出的贡献。

刘敏表示，目前上海市主要外卖等电商平台每日骑手上岗人数约1.1万人。正是这1万余人，串起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物资需求，还肩负着应急药物、母婴用品的配送。

2020年，外卖骑手首次以“网约配送员”的名称被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，成为数字化劳动大军中的重要一员。

外卖骑手这个身份，从民间到官方，都在得到认可。

2020年8月，人社部公布的《新职业——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》显示，受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网购消费带动，当前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，每天“跑在路上”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。

灵活就业

从工厂到外卖，刘爽觉得这不需要什么门槛，他身边的很多骑手都和他一样，只要会骑电动车，再熟悉地图，就可以实现工人和骑手的身份转变。

有媒体曾经报道，在长三角、珠三角的一些制造业工厂聚集地，随着外卖、快递等新业态的出现，原本在制造业、建筑业、餐饮等服务业之间来回流动的农民工，又多了一个新选择：在工厂淡季就出来送外卖，工厂旺季再回到工厂，成为“候鸟骑手”。

美团刚刚发布的《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》中提到，由于时间灵活、多劳多得、允许兼职取酬等特点，骑手职业对于蓝领群体有着明显的吸引力，2021年美团外卖日均活跃骑手超过100万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、研究员卓贤这样形容这种现象，“这是‘职场理性人’的选择”，他认为，骑手和制造业工人之间存在双向流动。

近几年受疫情、订单淡旺季等影响，制造业对工人产生阶段性的劳动力缺口，工厂对季节性、临时性新增用工提供的薪酬也比较有吸引力。

他举例，比如每年8月、9月、10月订单高峰时，工厂以上万元的高薪去招临时用工，那么就有不少劳动力流向制造业。而疫情期间，制造业订单受到影响，骑手在内的很多行业，就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功能。

卓贤认为，骑手、制造业普工等职业，门槛较低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的流动不存在沉没成本，在工厂订单少的时候，他们随时可以转向外卖、快递等职业。

美团研究院《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》数据显示，2020年骑手中，24%的骑手来自工厂，20%离职后去工厂。疫情期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二产、三产从业人员。其中，35.2%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。疫情后，这一比例又有所降低。

而尽管制造业存在缺口，业内认为，我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。

2021年5月11日，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：“十年来，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，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。中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。”

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也认为，截至目前，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消失。

在其研究论文《中国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再认识》（刊发于《中国人口科学》2021年第3期）中，他认为，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在1982年至1990年之间开启。

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条件下，中国劳动就业人口产生红利。与临界劳动就业人口规模相比，2010年前后16岁至64岁“额外”劳动就业人口达到1.43亿人的峰值，在2010年至2015年人口红利开始下降，但2015年仍然有高达1.1亿人以上的“额外”就业人口红利，占实际就业人口的18.17%。

“还是要回家的”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的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、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，这一群体有超九成（92.32%）为非京籍，其中有超八成（83.33%）出生于乡镇地区。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。

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“游牧化生存”。

课题组发现，快递员、外卖小哥并非全是公众所认知的单身年轻人。虽然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7.62岁，但57.27%的人处于已婚状态，55.67%的人已育至少一个孩子。27.66%的非京籍快递员、外卖员在京与配偶共同居住，还有3.65%的人在京与子女共同居住。

廉思认识的一个骑手叫刚子，刚子在北京做了10年骑手，2019年回到了河南，因为他的孩子出生了，户口和孩子上学是快递小哥根本无法在北京解决的问题。

刚子告诉他，做骑手并不能为他积累一个技能，也不能给他带来稳定的职业生涯。

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，北京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中，75.75%的人在北京的时间不超过5年；仅有15.43%的非京籍快递员表示未来不会离开北京；打算未来离开北京的人中，六成将在5年内离开。

刘爽今年22岁，他打算再干两三年就回老家。高中毕业的他，除了想赚更多的钱以外，也想更多的提升自己。

做骑手，除了能尽快记住地名，其他方面刘爽不觉得自己学会了什么，他想等过几年回到老家，在工厂里能踏踏实实学一门手艺，“那个时候我就在家乡好好地过日子了。”刘爽说。